美丽人生

美丽人生

构思这篇文章是一个完全的巧合，困惑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这算是一片杂文还算是一篇小说。说它是杂文，它完全没有任何论点，里面的故事和人物都是虚构的。说它是小说也不是，因为它虽然有个开头，却没有高潮，而且永远没有结尾，只要我愿意，可以一直写下去，它有情节，却没冲突，没有高潮和结局，是的，这个故事永远没有结局。所以你可以读它，但不要想它，它会在你不想读了，或者我不想写了的那一个时刻结束。

第一个出场的人物姓孙，女，35岁，姑且称她为孙老师。孙老师是一个区重点小学的数学老师，也是五年级3班的班主任，学年组长，都是一些毫无疑义的头衔，增加你的责任却不增加你的收入。学校的教导主任朱老师，后年退休，孙老师惦记着她身后的教导主任的位置。

孙老师有个儿子今年11岁，在自己班上读书，明年就升初中了。儿子跟自己，丈夫和公公，婆婆一家五口，住在一套60多平米的老房子，房子是公公原来厂子福利分房分的，大概已经有30多年了。

校长组织全校骨干教师开了个会，讲了一下招生问题和教补经费问题，主要解释了一下学校的财政状况，教育拨款迟迟没发，发下来也是杯水车薪，不过教委的政策一直是鼓励政策性招生，各校在政策范围允许内自负盈亏。孙老师理解的自负盈亏就是，教委拨款固定了，想多要是没有的，剩下的钱学校自己想办法。学校编制内的老师有40多名，编制外的职工大概有10几名，工资一直拖欠着。

学校也很为难，小学的择校费本就不高，况且学校的名气也不算大，说是个区重点，但往上还有市重点小学，省重点小学，和各种试验小学，这年头学校名头的“重点”好像名片上的“经理”一样，多数一文不值。孙老师的这个“区重点”小学，按说就是一个三流小学，稍有背景和积蓄的家庭是不会把孩子往这儿送的，更别提主动择校了。学校的生源主要是附近片区的工人子弟。

校长决定，期中考试之后每个学年分出一个强化班，把学年前30名的学生集中到一起，令外流出20到25个浮动名额。进入强化班的学生每个学期多收800块。浮动名额的学生每学期多收2000块。另外学校鼓励老师利用课余时间组织补课班，帮助提高学生成绩。孙老师的理解就是，教委让学校自己创收，学校让老师自己创收。

强化班分班的消息发布之后，孙老师接到了本班六个学生家长的电话，家长们很含蓄的表示了希望自己的孩子得到额外照顾的愿望，其中五个家长在不同的时间来拜访了孙老师，带了些礼物。其中考试之后，有另外几个家长来找孙老师，很直接的表示希望老师帮着活动活动，让自己的孩子能进强化班，孙老师把其中三个成绩排名在学年50几名的孩子安排进了强化班。

这个过程中孙老师收了三千块。她心里明白其实这20-25个浮动名额的意义就在于此，当然校长不能明说。

孙老师把课堂的内容删减了一些，又重新组织了一下。利用周六下午的时间，租用学校的教室，办了个数学提高班，学生都是自己带的三个班里的学生，每个学生每堂课收费35块。

半年后孙老师带着三万块去拜访了教委的常主任。后来常主任把孙老师的儿子安排到了一所省重点初中最好的一个班。

这三万块没有在常主任的办公桌里呆过一个星期。常主任的母亲七十岁，被查出直肠癌，没有扩散，但要尽快手术，医生说手术成功率挺高。

常主任用这三万块的现金包了四个红包，说是红包，其实就是牛皮纸信封。常主任特意没用办公室里印有教委落款的信封包的。收到红包的分别是主治医师，手术主刀医生，和护士长。揣着剩下一个红包，常主任走进了麻醉科。

常主任一进麻醉科，宋大夫就知道他的来意，指了指门口说走廊里说。披了白大褂跟着常主任来到了楼梯间。

寒暄一阵之后，常主任说：宋大夫您辛苦了，四号我母亲的手术还得劳您费心。说罢把信封快速塞到宋大夫手里。宋大夫大概看了一眼信封的厚度，装进白大褂的口袋，说您太客气了，我们都不好意思了，这都是我们的职责。

宋大夫今年32岁，是手术麻醉师。26岁医科毕业之后，加入的这间医院麻醉科做麻醉师助理。宋大夫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收红包的时候，是主刀医师转交给他的，他开始坚决不要，直到他看到主刀医师都快翻脸了才收下，那个红包里有一千块。

之后他害怕了好久，很久都不能抹平负罪感。有一次和一个读医大时认识的学长喝酒，喝着喝着他就哭出来了。他说虽然我知道干咱们这行的或多或少都这样，我一直以为自己能是个例外。他学长深吸了一口烟，说你别幼稚了，你们干麻醉的，是个肥差，你知道多少医生就冲着这些红包挤破头去干麻醉师么，你看那些倒霉的传染病科的，指望着那点死工资，看你们外科眼红的不得了。再说了，咱们这穿白大褂有几个干净的，你们外科上手术台的就不用说了，门诊和病房的开药拿回扣比你们的红包肥多了，心黑一点的护士收入都比你高。

学长喝了口酒，顿了顿，接着说。第一次都他妈这样，心里过意不去，总觉得自己一下子从白衣天使堕落成兽医了，我就问你一个事儿，患者家属要是不给你红包，你能怎么办？宋大夫说该怎么办还怎么办。学长说那不就得了，咱们又不是说人家不给红包就不救人了，麻醉用什么药，用多少剂量又不是你能随便下的，患者家属给你钱实际上是买个自己安心，我问你，要是你亲妈开刀，之前这红包你能不给么？你敢不给么？

之后宋大夫想开了很多，他坚持两个原则，第一，从不主动伸手要钱，第二患者给不给红包，不会影响他手术时候的操作。他告诉自己说这是自己尚存的良知。

许多原则，存在的意义就是在于有一天被违背。宋大夫在不知不觉间就做到了，有一次一个患者做手术，之前患者的丈夫很担心，问这手术会不会有风险，成功率多高。当天宋大夫心情不大好，冷冷的回了一句是手术都有风险，我们尽力而为吧，你们真要是担心就做点该做的。患者丈夫的脸色马上就变了，转身走出去了，不到二十分钟回来，赛了一个红包给他，说大夫您费心了。

打此以后宋大夫在患者手术前，有意识无意识的都会多一句类似的暗示。他曾经算过一笔帐，自己读大学的学费，加上父母为了把他安排进医院时候送的礼金，单靠自己的工资，即便不吃不喝也要赚八年才能回来。于是他告诉自己这是投资回报。

一共收了多少礼，宋大夫自己也记不清了，都是现金，不过账，转过身就就忘了。这些钱多数用来还房贷，三年前他结婚的时候，在靠近市中心的地段买了一套90多平米的房子。因为有这套房子，他才能把老婆娶进门。

宋大夫的老婆是他第二个女朋友，在医大读书的时候，宋大夫曾经和另一个女生交往。毕业之后两个人准备结婚了，但由于当时他没有房子，女方家长坚决反对，后来女生坚持不住了，就分手了。再后来，新的婚姻法出台，规定了婚前房产归买方所有，离婚时不属于共同财产分割范围，这条法律一下子改变了无数丈母娘看女婿的眼光。宋大夫觉得如果这法令早颁布几年，自己娶的可能是另一个人了，和自己共度下半生的人究竟会是谁，居然是由一条法令颁布的时间决定的，想想真是讽刺。

他的第一个女朋友姓冯，姑且称小冯，比宋大夫小3岁，人长得漂亮，气质也不错，小冯家里之所以反对小冯和宋大夫在一起，房子是主要原因，另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宋大夫家里条件不是很好，父母都是工人，供孩子读书和给孩子安排工作花光了全部积蓄，别说买房，估计婚礼都得从简，以后过日子也帮衬不上。当爹妈的哪个愿意看到女儿嫁进贫寒人家跟着受苦，于是开出苛刻条件，说没房肯定不行。小冯从小是乖乖女，不忍忤逆爹妈的意见，这事儿就这么黄了。

后来小冯又跟几个人交往过，但工作后就再难找到校园时代单纯的没有目的性的爱情了，男女见面都是按照老公老婆的标准，恨不得拿出一个公式套进去算算对方的各项条件符不符合，不符合直接淘汰，什么感觉啊真心啊之类的都是附加条件。

小冯的父母都是公务员，母亲已经退休了，父亲老冯也快了，是环保局监管科科长。这天中午，老冯跟一个业务上的朋友吃了个饭，下午的时候老冯走进局化验室，管化验室主任要了份编号为4413的报告。主任拿过来看了看，递给老冯。

这是一份电镀厂污水排放的报告，上面写着总铜超标7.7倍，总镍超标12.3倍，总氢化物超标21.4倍。老冯皱了一下眉头，问这份报告什么时候要交上去，主任说最晚下个礼拜三，老冯又问谁要，化验室主任说污染控制科的吕科长。老冯说这样，这份报告你重做一下，吕科长那边我跟他打个招呼。实验室主任会意地点了点头，当晚发了个报告，说电镀厂采集的样本在运输过程中受到污染，没法检验，需要再去厂里重新采集。

电镀厂的老板姓郭，五十多岁刚出头，初中文化，改革开放第一批下海经商的弄潮儿，捣腾过小五金，摩托车配件，汽车维修，胆子大，敢投入，折腾了十几年，在城市近郊的地方开了这么个电镀厂。这两年，老郭的感觉是钱是越来越难赚，什么都涨价，哪个部门都开口要钱，订单又不多，车间又不能停，毕竟还有几十号工人指着他吃饭呢。好不容易接下来的单，中间不能出丁点错，不然白干了是小事，弄不好还是赔钱的买卖，去年的时候车间一个工人操作切割机的时候把手指压断了，成了永久伤残，医药费加赔偿金，半年就白做了。这今年又被举报工厂排污超标，要摆平又不知道要花掉多少钱，想到这茬，老郭就恨得牙根痒痒，寻思着究竟是谁给我背后来这么一刀啊，这年头工厂排污哪个不超标啊？我就不信这天底下能有一个厂子完全按照标准排放，这污水处理，废渣处理，定期检测，都是费用，全加到一起，厂子肯定亏损。

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老郭在商海自己折腾这么些年，悟出来两个金科玉律，第一条就是税可以逃一部分，但绝不能断。只要不断税，就是在为国家创收，自己的厂子就跟国家是一个阵营的，出了问题，国家会关照的。第二条就是和银行的关系要搞好，保证现金流和资金连不断裂，其他问题，咬咬牙都能挺过去。

于是老郭中午的时候，跟环保局的冯科长吃了个饭，商量了一下这个事儿。冯科长一本正经的跟他说：郭厂长你这个案子不是我们主动查的，是媒体那边捅出来的，应该是附近居民举报你们直接往河道里排放污水，我们接到投诉不能不作为啊。

老郭说冯科长，我是个实在人，就不跟您拐弯儿磨角了，您就从专业角度来给我支个招，这事儿我该怎么办吧。

冯科长泯了口普洱茶，说，我们国家是有政策的，环境保护不能为经济发展让路，所以真要是有问题，一定是要治理的。

老郭说好好，治理，我治理没问题，只要不罚款就好。

冯科长笑笑，罚款也是免不了的，国家是有政策法规的，超标了多少，超排了多少，该罚多少，都是有标准的。

老郭听出这话里有话，赶紧问，冯科长啊，那您说怎么能少罚点啊，昨天你们局的检验员已经去厂里抽样了。

冯科长说再往多了我不能说了，你呀，回去赶紧处理处理，明后天我再让人去重新取样本，时间不早了啊，我还得回局里。哦，对了，媒体那边你自己想想办法吧。

老郭赶紧让司机把冯科长送回去，自己下楼去，买了一份本地的民生类报纸。回到厂里，老郭把会计叫到办公室，询问了一下还有多少流动资金，然后让车间停产三天。

冯科长也没有直接回局里，而是让司机送自己到建设银行分行，把刚才郭厂长塞给自己的两万块钱存上。

最后的检验结果出来，电镀厂排污七项指标里，五项达标，两项轻度超标。最后处理结果是罚款人民币七万元整。老郭赶紧把钱打过去，又私下里给冯科长送了五千元的购物卡。然后取消了车间工人本季度的奖金和绩效工资，只发基本工资。

电镀厂工人老金一下子少了将近三分之一的收入。老金今年四十岁，和妻子本来是本地一家国有工厂的员工，后来国企改制，厂子卖给了厂长和书记，两口子的工龄也给一次性买断，成了下岗工人，老金算是幸运，在这家电镀厂车间找了份工作，虽然除了工资没有任何福利待遇，工资本身也不高，但好歹是份稳定的工作。妻子就没那么好运，一没学历，二没技术，三没关系，只能打打零工，现在的工作是在家里用缝纫机给一家鞋厂缝鞋面，缝一件七毛钱，一天大概能赚30多块。

老金的儿子今年10岁，在区重点小学读书，半年前老金儿子的学校开始分强化班，老金的意见本来说别让孩子去，因为每个学期要多交2000块学费，但老婆坚持要送儿子进强化班，老婆说咱们就是吃了没学问的亏，儿子读书这么用功，一定要让他进好班，不然将来会恨咱们一辈子的。

为了让儿子不恨自己一辈子，老金咬着牙供儿子上了强化班。为了这事儿，老金还给儿子的班主任孙老师塞了1000块钱。

现在工资减了，老金一家更捉襟见肘。儿子正在长身体的阶段，天天嚷着要吃肉，市场上的猪肉又是一天比一天贵，一斤排骨20多块钱，等于老金媳妇儿缝30几个鞋面。

老金寻思着做点什么事儿能增加收入，于是他找到了原来厂里的工友老马。老马跟老金一起下岗，之后自己干装修，后来组了个装修队。老金就利用周末时间，跟着老马干装修。

最开始的时候都是体力活，老马说装修这买卖不好干，市场上装修队那么多，纯出力气咱们比不过农民工，刮大白抹墙铺地砖这种活，干一天累到腰酸腿断，也就个辛苦钱，你要价100块一天，准保有人要80，你要是要80 ，准保有人70也干。真赚钱的是装修材料这一块儿，现在有些小年轻图方便省事儿，装修材料都不自己买，全交给包工队，人工费就是工人工资，我们赚的就是装饰材料的差价。

老金跟老马干的第一单买卖，是市中心一家90多平的房子重新装修，两口子都是医生，刚生了小孩儿，要把一个房间装修成婴儿房。老婆寻思左右都是动工，干脆一次过把家里重装修一次。老马就把这活包下来了，老金周末的时候过去帮忙。刷墙的油漆是买的市面上最便宜的油漆，倒进进口漆桶里，按进口漆报价。开始老金心理还有点儿害怕，老马说你不用怕，这两口子一天天都忙，也不查，这漆刷到墙上都是一个色儿，谁知道这是温州产的还是温哥华产的啊？放心吧，没事儿。再说了，这两口子都是医生，钱多，听说男的还是医院拿手术刀的，将来万一你要是有个大病小灾的，去他那儿看病，割你个小口就得收你个三万五万，你得提前把这钱赚回来是不是？

老马说的没错，到最后宋大夫也不知道这油漆里的秘密，即便是一年之后他儿子死于白血病，他也没联想到这和老马的装修队有什么联系。

老郭的工厂被查处，另一个受影响的人是小万，小万是本地民生报纸的记者，老郭厂子的污染问题，就是小万跟进的。接到群众的投诉之后，小万就走访了很多附近的居民，普遍反映电镀厂排污对河岸的居民造成影响。然后小万就打电话给环保局投诉。一个月之后，小万再次跟进，发现污水排放照旧，小万挂电话给环保局，询问处理结果，得到的回复是我们已经处理过了，小万说我要知道处理结果，对方说结果能不能公开我说得不算，小万说那谁说得算？你们局长说的算吧，你局长电话是多少？对方乐了，说你是市长啊，你说找局长就找局长。啪，把电话挂了。

小万气坏了，亲自去了一趟环保局，被人当皮球一样踢了几个部门，终于找到老冯的办公室，表明了自己记者身份后，小万说我希望知道城郊电镀厂的污水处理结果，公众对这类公共事件有知情权。冯科长说结果我可以给你，不过是副本，而且你只可以看，不可带走，不可以拍照。

看完之后小万说这么大厂子，污染这么严重居然只罚七万？老冯说罚多少不是我们说得算的，是有相关规定的，而且污染也不严重，根据化验报告，属于轻度污染。

小万说你们这是扭曲事实嘛，排水渠那儿我去看过，怎么就轻度污染了，都能闻到臭气了还叫轻度污染？这事儿我一定会跟进报道的。

老冯放下手中的茶杯，转向小万，打量了能有三秒钟，才慢慢开口，说：小伙子，污染不是靠鼻子闻的，我们的化验是有科学依据的。而且我们又不是没处理，已经罚款了。我们的国家是有政策的，对于中小型民营企业，是非常支持和扶持的，罚得太重，厂子倒闭了，工人就要失业，国家就要减少税收，这对群众也没有好处啊。

小万说那就任由这个长继续污染河水？

老冯换了个严厉的口气说，我再强调一次，排放的污水只有两项指标没达标，而且是轻度污染，厂方已经提交了整改规划了我们也已经批准了。你不要再说厂方污染河水。回去你要怎么写是你的事，我们有污水采样和实验数据支持。

小万回到办公室之后写了篇稿子《臭气熏天居然只是轻度污染》，矛头直指电镀厂，还顺便影射环保局不作为。主编审过之后直接驳回。

稿子被驳回是小万意料之中的事，之后他修改了一下，把针对环保局的部分去掉了，题目也改成了《电镀厂受罚之后继续排污》，又被驳回。小万再改，删去了许多激进的语言，题目变成《污染治理之路仍然漫长》，再次被驳回。主编直接说了，小万，这事儿你就不要跟进了。小万说为什么？主编说你不是第一天上班吧？

小万明白自己干这行，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上头”说不准报道的事件，就一定不能报道。至于“上头”有多上头，不是主编，也不是总编，而是更上头，究竟有多“上头”，小万想着就伤头。而且这“上头”的指示从来不下文件，只是一个电话，打到总编办公室，某一个事件的相关话题就永远不可能出现在报纸上了。

不过小万搞不懂的是，通常只有涉及到敏感事件或者群体性事件的题材，才会被“上头”给掐死，这电镀厂只是个民营企业，而且也不算大，更谈不上有什么官方背景，为什么不能跟进呢？

其实是他自己忘了自己这行的另外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内，小万在自己报社的报纸上看到了总价值十万元的电镀厂的广告。对于广告客户的负面新闻，媒体是不予报道的。小万拿着报纸找到总编，说就因为这个？总编说这十万块广告费你按照广告销售部的提成比例提成10%。

小万拿着那1万块钱坐上出租车，心里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失落。出租车司机主动开口搭腔，说小伙子看你戴个眼镜，还是学生吧？

小万说工作了。

司机说怎么啦愁眉苦脸的，遇到难事儿了？

小万说工作上的事儿闹心啊。

司机说是工作都闹心，每个都是干一行恨一行，我开车这么多年，载过这么多客人，都跟他们聊，每个说起自己的工作都是恨的咬牙切齿的，上下级不合啊，同事关系啊，总之每个都跟我抱怨累，压力大。电视里都说现在咱们进入到快节奏社会了，人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

小万说我倒不是怕压力大，就是……

就是什么他自己也一时说不上来。

司机接着说，你就说我们开出租这一行吧，每天没日没夜地干，也就算是个温饱，份子钱年年涨，就是起车费不给涨，起车费给张了吧，油价涨得更他妈快，落到口袋里的钱是越来越少。我这每天一睁眼，第一个念头就是，哟，又欠公司200块钱。每天我要是拉的少过300，我这一天就算白干。所以啊，小伙子，想开点，别老一天难为自己，心烦事儿都是自己给自己找的。

小万说师傅您还真会开导人。

司机说那是，你到地方了。

小万掏了20元递给司机说不用找了，司机说你真逗，一共三十二。小万一愣，平时从单位到家也就十八九块，刚才自己这一到晃神的时候没留意司机带自己多兜了多大圈。小万想理论，但司机打着计价表开过来的，况且自己也不记得究竟这一路是怎么开过来的，没办法只有掏钱。下了车小万想起来司机刚才说我载过这么多客人，才明白原来他说的是我宰过这么多客人。

司机放下小万，暗骂了一句傻逼，哼哼个小曲，给脚油就走了，没出两个路口被一交警拦住了。司机赶紧靠边停车说同志我怎么了。交警说下车，司机下来，交警说驾驶本，司机赶紧问怎么了，交警说你闯红灯了。司机说没有啊，交警说闯了。司机说真没有，交警说别废话，掏本，说这伸手掏罚单。

司机赶紧说同志啊我闯了，我闯了行了吧，你原谅我吧我这是不小心，别开单行不行啊。交警说你要开单还是要扣本你自己选吧，司机寻思自己算是遇到报应了，来得还真快。

交警心里盘算罚完这一单，这个月的任务就剩800块了。

交警叫小龚，刚干交警不到一年。小龚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家里花钱托关系，把他安排进交警队，算是有个稳定职业。快年终了队里要绩效考核业务评比，其实评比什么就是评比罚款额度，每个队，每个人都有指标。有时候小龚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是在干交警还是在干销售。

除了罚款 ，小龚的另一创收渠道就是帮人“清档”，挺多人不怕罚钱，怕扣分。小龚就帮这些人把系统里的记录清了，当然不是免费的。

收好了罚单，小龚想起自己还没吃午饭，于是到路口的包子铺买了两个刚出锅的包子，一瓶可口可乐，狼吞虎咽的吃了下去。喝了一口可乐感觉味道不对，仔细一看原来不是可口可乐而是可日可乐。

接下来四个小时时间小龚跑了五次厕所，最后去了医院，一查是食物中毒。休息了两天小龚再上班的时候特意去了趟包子铺，指着老板娘鼻子骂说你们这包子里面是什么馅儿啊！有毒！

老板拎着菜刀从厨房里面出来说小伙子你刚才说啥你再说一次？

包子铺老板姓付，老付和自己老婆盘下来接口的小店面，开了这么家夫妻档小包子铺，有两年多了。因为地段好，生意还算不错，最开始的小半年，每个月能赚四五千。只是店面太小，后面是厨房，前面也就有摆个柜台的地方。于是老付在店门口的人行道上支了几张折叠桌，配了塑料凳子，让客人也能有个坐着吃的地方。后来城管来了，说门口的桌子占道，不能摆，老付只好把桌子撤了。来买包子的都只能打包带走，客人一下子少了不少。再往后猪肉一天一个价地涨，面粉，豆油和酱油都涨价，包子铺的成本越来越高，利润越来越少。当中包子涨了一次价，结果客人更少了。

包子店的肉都是从农贸批发市场批来的，老付的媳妇儿每个礼拜去进一次肉，回来之后自己搅成肉馅。两口子发现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猪肉里面开始有水分，猪肉放进绞肉机，哗哗往下淌水，一斤肉绞出来也就六七两的肉馅。换了好几家肉铺，结果都一样。老付一面骂肉贩子都是些奸商，一面想法子。后来认识了一家肉铺，老板姓郑，跟老付说，看你们这每个礼拜都进这么多肉，应该不是自己吃，开饭店的？老付说是啊，包包子卖的，老郑说那好说了，你们直接从我这儿拿肉馅就完了，便宜，比你进生鲜肉便宜一半。老付说你这肉馅是什么肉啊？

老郑说绝对猪肉啊。

老付说那怎么这么便宜？不会有问题吧？

老郑说你放心吧，肯定没问题，好多饭店都从我这儿进这肉，对过的中学食堂卖的包子，都是我这儿拿的肉馅，几千号学生吃了一年了都没问题。为啥这么便宜，因为里面肥肉多点，反正你包包子的，绞碎了，和上菜包起来，吃起来也没啥差别，有人还觉得肥肉馅儿多好吃呢。

老付说这肉检疫过么？有检疫章么？

老郑说你这人还真较真，实话跟你说吧，有没有章，肉都是一样的肉，检疫章三十块钱一个。你要是交三十块钱，给你自己屁股上盖一个都行。

老付的包子铺就开始从老郑的肉铺进肉馅，成本一下子降了不少，包子铺又能盈利了。不过老付两口子从来没再吃自己家的包子。

肉馅里肥肉确实特别多，老付当然不知道里面掺了猪淋巴。而且蒸出来包子总有股怪味。为了掩味，老付在包子馅里猛放酱油，原来酱油都是超市买的袋装酱油，和30斤肉馅就得放一袋酱油。老付媳妇儿心疼，听人介绍，找了个渠道买酱油厂出产的散装原酱油，价格比零售价便宜三分之一。

这所谓的“原酱油”没有任何包装，没有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都是装在白色塑料桶里。卖家解释说这都是本地酱油厂产的，和超市里卖的是一样的，只是产出来了没有进包装车间，直接罐桶。据说是酱油厂内部职工自用的。

其实这“原酱油”跟本地酱油厂没有任何关系，酱油产自城郊一个只有十六个人的小作坊。

作坊的“原料采购员”姓周，十七岁。小周一年前从农村老家到城里来打工，跟同村的一个老乡一起在建筑工地打工。后来在高楼作业的时候，老乡的安全绳没绑好，掉下楼去摔死了。小周也不敢再在工地上做了，几经周转，来到这家酱油作坊做原材料采购，每个月工资一千四百元。

小周的工作很简单，每天骑着三轮车，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从理发店回收头发。

这天小周兜了一天，收满了一车的头发，正在骑三轮车回市郊作坊的仓库，路上经过一个路口，已经交通灯已经是黄灯了，小周左右一看好像没车也就没减速就冲出了路口，这时候侧面一辆雪弗莱小轿车插了出来，一下子撞上了三轮车。

雪弗莱的车速挺快，估计是司机估计着到路口已经变绿灯了也就没减速，这一撞直接把三轮车撞翻，雪弗莱随着惯性又往前冲了一段路停下来。

小周在撞车的一瞬间从三轮车座上被甩了出去，跟随着撞散的一麻袋头发在漫天飞舞。在空中的几秒钟时间，小周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操，头发！头发没了！

然后他重重的摔在了地上。

雪弗莱的司机在车停下之后，拉了手刹，解开安全带下车，第一时间跑到车头看了看车的情况——左侧大灯被撞碎了，保险杠轻微变形，车身被刮花了一大块。然后才想起来，路边还躺着一个人。

小周浑身酸痛，但好像没受什么伤，身上滚满了头发。躺在地上的他活动了一下手脚，都还能动。他还在犹豫要不要赶紧爬起来，收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