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鞭效应

这应该是我第二次写“牛鞭效应”这个话题，上一次是差不多十年前，写了一篇《绝对权力和牛鞭效应》，在这之后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事儿，越来越觉得这“牛鞭效应”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明显，而生活中的许多幸与不幸，好与不好，往深了说，都是这“牛鞭”的影子在背后。所以觉得再写点什么，也算整理一下最近的思绪。

牛鞭效应（bullwhip effect）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讲的是在信号传导的过程中，如果不加控制，一端的很小扰动就会在另一端产生很大的偏差。好像一根挥舞的长鞭，手腕一抖，鞭梢就会破空飞舞。

举个例子，假如一年圣诞季，一个玩具零售商觉得今年年景不错，销售量可能比往年要好，于是他跟批发商订货的时候，给以往的订货量上增加了10%以应对。批发商拿到订单之后，也觉得今年可能会卖的比往年多，于是他在订货量上面也加了10%跟地区代理商订货，地区代理商也是这个想法，又加了10%跟总代理订货，总代理又加了10%跟厂家订货，厂家拿到订单一看这么好，又加了10%拿原材料……

你看，这一长串传导过程中，一端一个扰动，在终端可能产生巨大的偏差，造成浪费。当然这是一个教科书式的例子，实际生活当中，控制牛鞭效应，避免误差的手段有很多，统筹管理，整合信息，即时纠偏，精准调控等等。然而我今天想说的是，在社会学和社会生活当中的这个“牛鞭效应”，以及在当今中国我们看到的种种在基层爆发出的恶劣的社会事件，由基层所承担的昂贵的代价，其实都是这一条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牛鞭”肆意挥舞所造成的。

一个行政命令从最顶层下达，逐级传递，最终到基层落实置行，如果整个行政体系过于庞大，层级过多，而且每一层又忠实执行甚至是超额置行上级的命令，就会在社会上形成这个非常明显的牛鞭效应。之前袁腾飞举了个例子，大跃进时期我们要“赶美超英”，顶层说十年赶美五年超英，省一级说四年完成任务，市一级说三年，县一级两年，乡一级明年，村儿一级就今年……这牛鞭就挥舞起来了。同样就是粮食增产增收，从国务院到省，到市，到县，乡，村，各级政府为了自己的政绩，为了“超额完成”上级指标，层层加码给下级单位，这个过程当中没有纠偏机制，没有制衡和协调，反对声音不能上传，只能服从下达，国务院要求亩产三千，到了田间地头，就能喊出亩产过万的口号。对上层忠实服从，对同级相互攀比，对下级加码要求，最终酿成了人间惨剧。

之前知乎有一个帖子，讲了个“套娃式文件”，这个例子非常形象生动的演示了行政命令在传导过程中所形成的牛鞭效应。现在这个回答已经不出意料的404了，大概的意思是说，本来教育部要求各地征集各什么正能量的征文，个地方每个月上交一篇（大概吧），结果到了地方往下放变成了每个月提交三篇，提交日期也提前了，地方教委收到了，再往下下放的时候再加码，比如省教委给市教委下达的是每个市每个月交五篇，市教委给区教委下达的可能就是每个区每周就要交五篇，区教委再下传给学校再加码，学校指示各年级，年纪再下发给班主任……到最后可能是每个班每周都要交好几篇。之所以叫“套娃式”文件，因为各地上传下达的文件都是《关于《关于《关于《关于……》的说明》的说明》的说明》的说明》……这类的抬头。

这类“牛鞭”再中国现今的生活当中层出不穷，比比皆是，而且往往都是以基层极大的破坏性为代价。顶层指定了“敏感内容”，结果逐层传递下来，“敏感词库”不断扩充，波及范围越来越大，顶层想要封一个词，下面就会删一句话，再下面可能删掉文章，再往下可能整本书，整个杂志，甚至出版社都没了。顶层说要搞环保，下层可能限制烧煤，传递到最底层，老百姓家里的灶都给封了。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多难兴邦“时候的强制性捐款，顶层一发动，基层加码置行，到最底层，直接从工资里面代扣代缴，充分完成任务。

行政指令能够”牛鞭“式传递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传递过程要长，越长的传递，其间产生的指数级增幅就会越大，最终基层的置行就会越极端。另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整个传递的过程当中，不受阻尼，行政指令没有任何的阻力，不受任何的质疑和挑战，各级的执行者不受制约，任何质疑都可以封杀，任何反对都可以抓捕，网络，舆论，媒体，司法，都不能形成对”政治“的阻尼，才使得牛鞭顶端的舞动，传导到鞭梢破空而出，雷厉风行。

疫情期间不少人开始赞颂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顶级的动员能力，说封就封，说办就办，说抓就抓，充分体现了”制度的优越性“，其实这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和把小事拖成大事的能力，是同一种能力。为了确保这种”强而有效“的”动员能力“，必须保证整个行政体系在忠实执行上层命令的时候不受阻尼，也就必须减少整个社会上不同的意见，削弱其他制衡力量比如媒体，比如公检法，比如学术界，比如专业人士，削弱他们的声音和反对的能力。这种对不同声音，反对意见，独立的平衡力量的灭杀，不仅仅存在于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时候，而是无时无刻都必须维系。所以，十天建成方舱医院，迅速封了整个湖北的能力，和训诫李文亮医生，批评艾芬，抓捕记者，封锁网站和消息的力量是同一种力量。有本事小区封门，搞出健康码的力量，和为了“维稳”而不报真实数据，不准采访，不准一线医生发声求助的，也是同一个势力，同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献祭了不同的声音，以确保自己的“执行力”，在执行“顶层意志”的时候能够超额完成任务。

除了中国之外的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在疫情面前相形见绌，美国州长可以和总统互怼，两个党派天天互撕，欧洲想要“封城”，“禁足”得先出台相关的法案，不然的话，政府只能“号召”，“呼吁”，期待民众的支持和配合。而不配合的，隔空对骂的，各个地方比比皆是，也有各种党派，媒体，意见领袖从各个角度去不断的讨论和宣传每一个行政命令的合理性，是否过度，是否值得，是否合法，其间的声音千奇百怪，不同的意见百花齐放，这些看似无效和杂乱的声音和社会力量，实际上正是防止“牛鞭”挥舞的阻尼力量，在这些社会力量的阻尼下，任何指令都需要经过不断的束缚，收敛，检测和约束，在法律的框架下，在舆论的监督下，才能最终作用到基层。这些束缚牺牲了效率，然而却确保了这个社会可能永远不会有反右，文革，大跃进一样的疯狂。

同样，一个对自上而下命令有阻力存在的社会里，一个存在着多样化的声音，多元化势力的社会里，更是不容易发生信息瞒报。为了“政治目的”而“维稳“，”顾全大局“而禁止专业人士对于情况发表意见，禁止媒体报道，舆论讨论，这些现象也只会出现在为了确保一根强而有力的“牛鞭”随时挥舞的国家。

“牛鞭现象”的产生不仅仅是某一个政策，某一个方向过度执行，形成灾难性的恶果，即便是在“纠偏”的过程当中，也会由于牛鞭的惯性，从一个极端迅速发展到另一个极端。最典型的就是中国的人口政策，最开始，领袖说“人多力量大”，鼓励多生狠生超生，反对这个政策的意见学者比如马寅初被批斗，被打成右派。而后反省过来了，又开始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计划生育政策在基层执行的过程当中又是通过“牛鞭”层层加码，过度执行，各地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成为各地领导考核指标，于是基层扒房牵牛，强制引产，甚至是已经足月的胎儿都被杀死，某些地方更是”百日无孩“，具体内容自行搜索吧。

计划经济时代搞的”割资本主义尾巴“，扼杀私有制，到后来改开黑白猫抓耗子，大搞经济变成了各级唯GDP论，全民拜金，再到后来顶层搞环保，各地下达环保指标，基层粗暴执行把什么养猪场养鸡场都给强关了……中国有个说法叫”一抓就死，一放就乱“，其实就是这条牛鞭，缺乏阻尼，没有制衡，行政命令不能再合理的范围内传达到执行基层，结果就是不管哪个方向都会过度执行。

其实要想解决”牛鞭现象”，要么缩短这个鞭子的长度，行政命令的传递过程当中从顶层到基层直接传递，行之有效，比如新加坡这种国家，没有省市县乡这些中层政府，直接从顶层到基层企业和个人，每个政策不仅方向可控，最终的“力度”也是再掌握范围内。而对于所谓的“大国”，层级多，学不来这个，就必须保护再整个社会当中的不同声音，约束力量，必须保护媒体的独立性，司法的独立性，必须让每个层级的执行者，不能仅对自己的上级负责，各级执政者的任命和罢免，只罚臧否，不能仅由上级的喜好而定。只有这样，才能保护整个社会和他的每一个成员，不会被这牛鞭狠狠的鞭笞。

新中国的历史上，有太多次疯狂，其实就是吃了这“牛鞭效应”的亏，而现实中的许多问题，基层的许多惨案，也是这“牛鞭”从中为害。缔造这跟结实，“有效”的牛鞭，可能会在某些时刻，达成某些“目标”的时候，更为有效。然而其代价却是，整个社会将永远被笼罩在极端疯狂的阴影之下。

——刘易杰 2020.04.28